1946年秋，华北战场上，解放军刚刚遭遇了成立以来最惨痛的失败之一：精心布设的“围点打援”战术彻底失灵，不仅没能消灭敌援军，反倒丢失了战略重镇张家口，部队伤亡五万多人。傅作义的一封公开电报，更是像在伤口上撒盐，极尽嘲讽之能事。究竟是怎样一支部队，能让初期的解放军栽下如此大跟头，并逼得他们两年后完成一次彻底的蜕变？
大同、集宁的失利，对当时的华北野战军来说，不只是丢了几座城那么简单。那是一次迎头痛击，把所有人的傲气和信心都打进了泥里。要知道，当时解放军的设想很美好：围住大同，吸引傅作义的部队来救，然后一口吃掉。
这叫“围点打援”，是拿手好戏。可结果呢？援军没打着，自己的后院先起了火。张家口丢了，解放区被拦腰斩断。部队伤亡五万多人，代价惨重。
傅作义那封极尽嘲讽的电报，就像在伤口上撒了一大把盐。它不仅刺痛了前线的战士，更让整个解放区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和耻辱。
这股气，憋得人喘不过来。傅作义不是蒋介石手下那帮只认武器、不懂变通的嫡系将领。他用兵，又刁又狠。抗战时，日本人就领教过他的厉害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七路半”，意思是比八路军还难缠。
当中央军委布下大同这个口袋阵，等着敌人钻进来时，傅作义就像个老辣的棋手，一眼就看穿了棋盘上的杀机。蒋介石催他去救大同，他嘴上答应，人却根本没动。他连夜开会，手指敲在地图上另一个地方：集宁。
那是解放军的后方，张家口的门户，兵力空虚。不去硬碰硬地解围，而是掏你的心窝子。这一招“围魏救赵”，瞬间就让战场攻守易势，把主动的解放军，活活从猎人拖成了猎物。
他手下的董其武，带着三万精兵，像一把烧红的刀子切黄油一样，四天就捅到了集宁城下。这种速度和决断，背后就是傅作义的影子。
如果说傅作义的脑子是这支部队的灵魂，那他手下士兵的筋骨，就是钢铁铸的。集宁城下，解放军一度以为胜券在握。他们设下圈套，想诱董其武的部队进城，来个关门打狗。
计划是好计划，但执行出了岔子。负责协同的几支部队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晚到了整整十个小时。就这十个小时，董其武的部队硬是把一座近乎空城的集宁，变成了钢筋水泥的堡垒。
他们纪律严明得像一部机器，而且有一种近乎野蛮的顽强。老兵回忆，傅作义的兵，打起仗来就是不要命。亲眼看着一个敌人中弹倒地，血流了一片，都以为他死透了。可一转眼，那人又挣扎着爬起来，端着枪继续往前冲。
这种亡命徒式的打法，让习惯了打运动战的解放军极不适应。他们就像一群疯狗，咬住了就死不松口。这股狠劲儿，是许多养尊处优的国民党部队根本不具备的。
傅作义的部队里，装备着一种英国造的斯登冲锋枪。这枪有个致命的设计缺陷：枪管太薄，连续射击后极易过热。滚烫的枪管，甚至能把射出去的子弹都熔化。
被这种子弹打中，伤口根本不是一个窟窿，而是一团模糊的血肉，创面极大，极难处理，感染率奇高。许多解放军战士因此被迫截肢，痛苦不堪。
这种武器给对手造成的心理阴影是巨大的。但反过来看，使用这种武器的傅作义部队，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和死神跳舞？一把随时可能出故障、甚至伤到自己的枪，却被他们用成了令人生畏的杀器。
这恰恰证明了这支部队的另一面：他们不仅对敌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连这样残酷的装备缺陷都能克服，并转化为一种震慑力，可见其内部的训练强度和精神韧性，已经到了何种地步。
大同、集宁的惨败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年轻的华北野战军身上所有的问题。战后总结会上，聂荣臻元帅第一个站出来检讨，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。他坦承，所有人都“低估了傅作义”。
问题是明摆着的：各解放区部队临时凑在一起，指挥不统一，配合一团糟，打起仗来各行其是。习惯了游击战，突然要打大规模的攻坚战，经验和火力都跟不上。面对大同那样的坚城，只能干瞪眼。
失败是痛苦的，但解放军最强大的能力，恰恰是在失败中学习。这次惨痛的教训，逼着华北野战军刮骨疗毒。他们重整指挥体系，加强协同作战，专门研究克制傅作义部队的战术。
两年后，1948年8月，解放军兵锋再临，一举收复张家口，洗刷了当年的耻辱。又过了四个月，聂荣臻与林彪率领华北、东北两大野战军，将傅作义的部队团团围困在平津地区。
这一次，那个曾经写信嘲讽毛泽东的傅作义，选择了起义，亲手为北平的和平解放拉开了大幕。傅作义和他的部队，是解放战争初期一块最硬的磨刀石。他们是解放军最可敬，也是最残忍的教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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